————— 随·笔 —————
我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然后来了北京。
在我短暂的人生中见到过三次下雪。
一次是在2004年，还有一次是在三年级，剩下那次是在初一。
北京，在我印象里是个到冬天就要下雪的地方，那雪年年都在电视屏幕上的新闻里落，今年我来到前线，它却没落。
南方人对雪的渴望是不容置疑而又虚无缥缈的。类似于散户对于新股的执着程度——中了便没有不要的道理，即使是万里挑一的概率也要试试，但没有人会把全部身家和盈利的希望压在那上面。
我对04年的那场雪记忆犹新并不仅仅是因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雪。这份“深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那次雪夜中的悲惨遭遇。我母亲推着没了油的助动车，与我在漫天飞雪里，一路从徐汇走回长宁。
那时候我还小，车推不动，我只负责“走”，走得累了就坐到已经熄火的车上，让妈妈推着走，直到妈妈也累到不行了，便停下来歇息，待到有力气时两个人再重新在湿滑的地面迈开步子。
终于从徐汇走到长宁的时候，约莫已是要凌晨一点了。昏黄的橘色路灯打在母亲、我和车身上，也打在兴国宾馆附近一个岔路的青铜雕塑上。我们在那路口的转弯处停下来，雕塑就在我们左斜方的不远处，我妈跟我说：走不动了。
后来的后来，好像是路过的搬场的卡车载我们回去了。那没油的助动车被遗留在路边，等第二天再回来取。
几小时的跋涉，从那以后再未有过。但临了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竟然还是路灯飘雪下，我走在人行道上我妈在台阶下边推着车的样子。那时候夜很黑，显得路灯打在地上的光圈很亮，一个接着一个，走到这个圈里还有下一个，无穷无尽地好像我们可以一直沿着路灯这么走下去。
现在上海的夜好像就没有那么黑了。
我搬到徐汇的时候，夜晚便一直能看到徐家汇那个方向有喇破天幕的彩色射灯在那里扫射，那时候的天是墨蓝。等到我上高中，夜晚早已不兴射灯那一套了。我们把华彩直接撒进夜空里，于是整个天都泛着红酒里滴了血的颜色。
如今的境况下，是再也不会，也不能够发生十几年前雪夜里，那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事情了。
用了十几年的助动车现在已经濒临报废，其实就连助动车这样的车型在市内都已经不准再上路。兴国宾馆那里的雕塑也拆了，现在也只依稀记得那是个极其抽象的女人的形象，极具动势，长发与身体都抽象地化作飞旋的弧线，字面意义上地“螺旋升天”。
我妈曾问我，那个雕塑到底是什么，表达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没想明白，我妈说你想想，总有一天会看懂的。于是我每一次路过那里时都会看几眼，然后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一眼一眼，一直看到我们搬离那里，然后某一年回来，发现它被拆。
我后来问我妈正确答案是什么，我妈说她都不记得有过这个问题。我以为她真的忘了，直到高中学校里搞“十八岁生日”的活动，我妈被要求写一封信给我，我们母女二人对于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事情都兴致缺缺，这封信甚至是我从东方绿洲带回来之后，在家里才拆了看的。我怕没想到信里她会提及04年的那场雪，那场雪里也有跟我一路从徐汇走到长宁的事情，十年间，我们两个人对于“印象深刻”的部分到好像相差无几。
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她并没有忘记所有的事情。
我并没有为人生中的第二场雪等太久的时间，但我对这场雪的印象着实不深。
那年我们刻薄而严肃的班主任难能可贵地大发慈悲，说“反正你们也没心想读书，下半节课都出去玩雪吧”，于是那场没什么遗憾的雪反倒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甚至没能盖过之后一年的执念。
秉承着“因为去年有下雪，所以今年没准儿也能下”的信念，我跟着一帮直到现在也并不怎么喜欢的同学乘上了前往澳大利亚游学的飞机。在南半球一月的夏季走马观花了两个星期并带回了一堆奇奇怪怪且不乏“Made in China”的纪念品之后，我在回程前接到了我妈的电话。我妈激动地跟我说：我们这里下雪了！
于是我也激动地等着回国，然后等我回家，看见门口松柏依旧长青时，我妈超激动地跟我说：就在你回来前一天晚上，雪停了。
激动瞬间就变成了等价的失望。
但人还是要向前看。
地震尚且有余震，下雪怎么可能那么爽快——那年的大年夜，甚至整个春节，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过的。然而一直等到寒假过完，高架两侧绿白相间的花盆里迎春花都开了，还是没能见到任何一点雪。
那样的期待一直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我上初中，差一点就不怎么再期待的时候，上海又一次出人意料地——下雪了。
那次雪下得很大，即使我记不太清前两次具体有多大也不妨碍我认定那一次是下得最大的。
那场雪让我真正直观领会了“鹅毛大雪”是什么意思。
我和我的朋友Mika在操场上走，我们从小学开始认识并同班，友情走过了整个九年义务教育制，直到上高中才彻底分开。
Mika的头发很黑，跟她那望过来乍一看无高光的眼睛一样。雪落到她头上异常显眼，我拿手去把那一簇簇冰晶从她的发丝上摘下来，然后放在蓝黑色的校服袖子上，看着它慢慢化成水。
我们不会一起上厕所，也不互相抄作业，甚至不一起吃饭，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了那么长时间的朋友。
她喜欢画画，于是我也跟着一起画，画得狗屎一样经常被她鄙视然后批到体无完肤。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四年，直到我们中考前，有编辑来找我签约，我才肯正视“我的天赋不在这个上面”以及“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在画画这件事上达到她那样的高度”这两个问题。
雪天的体锻课，我们围着操场走，也不戴帽子，任脸被风吹着。在经过攀爬架的时候她停下，因为那正是迎风的位置。雪片夹杂在风里，不轻不重地迎面拍到脸上，冰冰凉凉，却又不像是。现在想起来，脸上的雪化成雪水后流下来，简直就像是自己流出来的泪一样。
我们还一起干过很多傻逼事情，干过很多和自己并不契合的事情。那时候我们还有兴趣课，傍晚五点半放。我记得我们在操场上捏雪团互相砸，朝人正面砸，往人背上砸，还把两个雪团叠一块儿在自己掌心上搞个小雪人儿——真真是学着自己以为的“北方的那一套”来耍。就这样的小儿科我们愣是从天已经很暗的五点半玩到过了六点。路灯次第亮起，接她的父亲来了第三还是第五个电话，她走了，我便也回去了。
早就冻僵的双手那时候才开始觉着冷。
毛线手套浸透了雪水，黏在手上，摩擦着手掌宛若半干不湿的纱布摩擦着伤口。
高中三年，我们几乎没怎么碰过面。高一时我去她们家住过一段时间，统共五天，其中四天在发烧。高二暑假她又来我家小聚了一回，两个宅女躺在沙发上一边看手机一边刷掉了两部美剧。
我不画画了，她也不写文了。
我们能聊的话题少了很多，但好像我们两个也没有刻意去追求过那个共同的“点”。好像两个人一起摊在沙发上刷手机，看她家的鱼，看我家阳台上的鸡毛菜，就很好。
——的的确确，也不知道为什么做了那么长时间的朋友。
后来，我到了北京。
正应了那句“我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你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
距离学期结束还有半个月，寝室里的六个女生好像没有人尚没有哭过。
我从来不去问我的室友“为什么哭”这种问题，当我问她们“怎么啦？”的时候——我其实并不指望从她们那里听到回答。
女人哭的时候要是还能边哭边跟你说话，那这份悲伤大概很快就会过去。
我觉得这样的落泪和金庸所说的“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恨不知所终，一笑而泯”大抵是一个道理，和我因为在动画片里看到了“清蒸鲈鱼”而念念不忘想了一个礼拜的道理也大致相似。
我已经不怎么期待雪了。
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个十全十美。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
期待北京的雪，不如期待上海的豆花儿油条糍饭糕小笼包萝卜丝饼生煎锅贴。每年的初雪也从来不是为了赶什么时间，或者是应证什么，可能也只有我这样没见过世面的南方人才会觉得有意思。
毕竟无论雪来不来，人都会离开。
我们都会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