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再见，七夕
当我走进六号线地铁站的时候已经是七点半了。
七点二十，我刚下班。
说是“下班”也不尽然，从五点开始，我抱着电脑和数位板，一边做着还没忙完的工作，一边和单位里的同事在会议室里玩桌游。我们玩了一局狼人杀后，开始一局接着一局地阿瓦隆。
八月十七，星期五，七夕。
上班之前，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我打这行字的时候，从平安里站上来个抱着一大束玫瑰花的姑娘，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坐到了我对面的位置。
她的男朋友坐在我身边。
我不敢观察他。因为那姑娘炽热的眼神无时无刻不在盯着他。
这个日子这么特别不仅仅是因为恋爱的气息。我们单位鱼羊，乖姐，王总，老蒋，东哥，赵姐，楠哥，圆圆，扎总，元宵，秀芹姐，丹总……再加上我。
他们并不会在这篇文章里如数出现。之所以全打一遍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认认真真数过。这个晚上，除了去赞比亚考察的王总、回家照顾孩子的扎总、不适应这种活动的赵姐，所有人都留了下来——因为东哥要去乌克兰留学了，一走两年半，正好大家都不过节。
你可能会以为他们都是跟我一样的年轻人。
其实不是。
我所在的单位是一家所谓的“半国企”，国家一级协会，主要负责政府与行业之间的沟通工作，同时也要承担一些所谓的“政治任务”。在会议室里的这些人里，只有我和圆圆是“九零后”，剩下的大多都在“奔四”的路上，抑或是一只脚已经义无反顾地朝“四”的门槛踏去了。
是在今天散了等电梯的时候，圆圆告诉我单位里的女同志们都没结婚。她说她看我聊天聊那么勤，还以为我有男朋友，结果今天才发现我原来不过是一只假装离群孤狼的哈士奇。
我问她：哈士奇群居吗？
她疑惑地看着我。
“我们寝室是整个系唯一一个进大学以来所有人全单身的寝室。”
那一刻，圆圆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因为单位人少，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都很熟络。
其实能在我们单位的人，都多多少少有些那么些奇奇怪怪的地方。
虽然我只是个临时工，但介于当初与我同台竞技参加最后一轮面试的同学最终被遗憾地淘汰出局，正巧她的情感生活极其丰富，所以我坚信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而非我造化惊人。
这些人身上最具有神秘色彩的，就是乖姐。
乖姐是我们政策研究部主任。一头长发，衣着朴素，有点佛系。佛系的乖姐喜欢喝茶，茶水间的整套茶具都是她的，每天中午吃过午饭以后半个单位都会跑过来蹭她的功夫茶喝。正因为这样，大家去各地出差的时候看见好看的精巧的小杯子和摆件也总是会帮她带回来一些，长此以往，茶水间光是摆在台面上的杯子，陶的瓷的玻璃的，青的白的点釉的，林林总总加起来就有将近二十个，这还不算库房里的。
乖姐更厉害的一点是她不网购。淘宝、京东、一号店……什么O2O，P2P，C2C——但凡跟网购沾边的她都不用。与之相对的，她也没有支付宝，她只是很简单地觉得自己用不着。
然而比起这些，乖姐最牛逼的是她自己所谓的“第七感”。阿瓦隆倒数第二局直接蒙出所有好人已经是常态，啥都不知道“盲点三狼”也点得极准，但第七感再好也耐不住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总是听信小人谗言，一不小心就把人给选错了。比如我，连续四局都是坏人。
乖姐的绑定吐槽对象是楠哥。不是说她俩之间有啥不得不说的爱恨情仇，而是根据我的观察，他们政策研究部就没有一个不是吐槽选手的，而楠哥吧……志存高远。
像一些红尘俗事，乖姐就看得特别开，不像楠哥，整天中午靠着茶水间的玻璃练她的颈椎，还在那边仰天长叹：“唉——我啥时候能在北京买套四合院儿啊……”所以乖姐就坐在离茶水间大玻璃最近的高脚凳上，撑着头，看着坐了一圈的我们。基本上每隔几天问楠哥一句：“欸，你啥时候买你那四合院儿啊？”
说到楠哥和四合院的故事，听闻在好多年前，楠哥的的确确是有买四合院儿的想法的。那时候的房价还没现在那么恐怖，大概以楠哥当时的存款是能把一屋的首付给付了的，可惜后来房价暴涨，楠哥只恨彼时当断不断，现在四合院儿也没了，啥房子都买不起了，给全单位一人搁一屋的伟大梦想只能实现在梦里。
楠哥觉得，四合院儿和男朋友，自己怎么着都得有一个吧。乖姐说：“找什么找啊，一个人过不挺开心的吗。”楠哥立刻声音高了八度削她袖子：“马小乖你懂什么呀！”
楠哥的愁苦，我们好像都懂，又好像都不懂。
她看上去不像是那种特敏感的女人。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碰到鱼羊总要岔他两句，但又总是挤兑不过政策研究部的人精们。她七月过生日的时候一连四天，每天都有人给她送蛋糕吃。第一个蛋糕是老蒋做给她的。切蛋糕时候放在上面的白巧克力片儿碎了，一刀把“HAPPYBIRTHDAY”裂成了三瓣儿，于是她和赵姐分了吃。我说：“我有个槽，不知当吐不当吐。”她咬着巧克力片儿说：你说。我说：“你和赵姐的巧克力片儿应该换换。你不缺‘HAPPY’，你缺‘BIRTH’。”
她反应过来后拿着切蛋糕的菜刀追着我砍了三间办公室。
没办法啊，柿子都挑软的捏。
前些天鱼羊在我们喝茶的时候路过茶水间，正巧听到楠哥在那儿愁啊：“唉呀——我也想找个男朋友啊——”
“别找了，找啥男朋友。”
楠哥说：“再不找就要交税了。”
鱼羊说：“你再熬两年，等过了四十了就不用交钱了。”
然后这位老哥麻溜地啃着黄瓜逃回办公室去了。
每天中午的茶水间，必不可少的人物是乖姐、楠哥、扎姐这三巨头。
乖姐是有喝茶的刚需，楠哥要靠着玻璃玩连连看锻炼颈椎，而我的直属上级——扎姐，就有点不一样了。
扎姐每天必须要在茶水间唱歌。
扎姐叫“扎姐”，也叫“扎总”或“扎漂亮”。
“漂亮”是因为她长得小巧，放普通人里也是真的干净漂亮，即使孩子都三岁了上个月去德国完成“政治任务”的时候依旧能被团里的男士搭讪。扎总刚进单位的时候，告诉大家自己的英文名字叫“Jacqueline”，这个高端洋气的名字立刻被迅速“本土化”——扎奎琳，简称：扎姐。那时候扎姐还不在公共关系部工作。根据丹总的说法，扎姐是公司中具有模范带头作用的“转型成功”的案例，通过与领导的直接沟通从会议会展部换到了现在的部门，混得如鱼得水风生水起。
显然，直至今日，扎姐对于自己高端大气端庄优雅的名字还抱有一丝奢望。
今天给会议手册做完美工发给扎姐审核，扎姐看了老半天跟我说：“欸，那个CONTACT那里的名字全都大写，是不是有点儿丑啊？”我说：那我换成小写您看看。扎姐看完又说：“还是不太好看欸。是不是字体不对啊？”我又分别换了微软雅黑、等线、TNR、Broadway给她看。
最后扎姐仔细比较了一番，说：“不行，这个中文名太土了，得换。”
我说：可你的名牌上写的也是大名啊，总得跟你本人对得上号吧。
扎姐深思熟虑了三秒跟我说：“可是我们邮件沟通的时候署名也是Jacqueline啊，甲方只知道我叫Jacqueline，我们写中文拼音他们外国人怎么认得出来呢。”
我说：噢，你说得对。
——完全不想提醒她我们的邮箱域名全都是中文拼音。
“来来来，我改成Jacqueline Sun，圆圆叫Sarah Tang，你叫啥？怎么读来着这个？”
Bedelia.
“百达莉亚！”
彼德利娅。你怎么不叫百达翡丽呢。
扎姐唱歌，那是刚需。
每天中午拿着个手机在三面玻璃一面镜子的茶水间里练嗓，据她的说法不仅是为了愉悦身心，缓解压力，也是为了更好地担任公司的门面。她这个岗位需要能够接受一定程度的应酬，喝酒还是其次。听说今年年初时候去参加HN集团的年会，人家那公关部随便拉出来一个去KTV那都是演唱级水准，年会办得就跟春晚似的，歌舞升平，我们单位一堆人兴致缺缺过去，瞠目结舌回来。扎姐说：不行啊，我们这样，拉不出去啊。
遂每天中午开始练习唱歌。
七月二十八，就是底特律茶会那天，正好HN集团邀请我们单位一起去怀柔搞团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是去怀柔，因为要去参加茶会所以提前一个礼拜就跟扎姐说我去不了。后来听说老蒋他们开车一路北上。车爬山本来就比平地略颠些，偏偏东哥在副驾驶上一直叫唤“哎老蒋你开慢点啊！往左往左！限速啊！往右往右！要摔下去啦！”，好不热闹。于是大家花了六个小时去怀柔，玩了俩小时，又花了六个小时回来了。扎姐因为出发前突然嗓子给咳坏了，歌也没唱上。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搓了俩小时麻将，扫兴而归。
作为全公司的门面担当，扎姐基本上是全公司唯一一个会化妆来上班的人，衣柜里总放着几条长短不一、颜色各样的裙子，办公桌下叠着的鞋盒有的时候连她自己都分不清哪个盒子里装了哪双。对于我们单位的男男女女来说——会议室，走廊间，饭厅里，厕所门口——学会点评扎总的每日着装是生存技能之一。扎总第一次问我她穿的一件绿底儿小碎花的裙子的时候，我还没学会这项技能，脑子不灵光地恍惚着说了句：挺好看的呀，我妈也有条这样的裙子。
然后眼睁睁看着扎总哭着跑到茶水间：啊！完了呀！XXX说她妈妈也有条这样的裙子！！！……
而现在，我已经可以在衬衫裙与雪纺仙女裙之间，游刃有余地进行十分钟的综合评述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简直是我们部门的败类，公共关系部之耻——就连东哥的散伙饭，我也是到了单位才记起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穿着T恤短裤就来上班了，妆也没化，头发也没打理。扎总在某次相约茶水间的时候也说我，“那时候来面试的时候还挺像个小姑娘的。上班三天就知道了……招错性别了。”
“单身”以及“唱歌唱得还不错”可能是我还没被开除的唯二理由。相较起来，圆圆就比我好很多，在我眼里能驾驭得住帽子的女人都是神仙，更何况我们单位的女同事各个身材都不差。
乖姐曾在喝茶的时候说过：人年纪越大，就越懒得结婚。
其实就算是扎姐，你也根本看不出她家里还有个三岁的孩子，我们也从不听她提起丈夫和孩子。今儿个中午聚餐完了之后回到茶水间，东哥指着扎姐说：再过两年你们交税养她家孩子，一屋子都是干妈。
那时候扎姐笑了笑，没说话。
我们单位五点半准时下班。扎姐下班前换了身裙子，画了个妆，被鱼羊说画了跟没化似得，六点多就走了。等我下地铁的时候，看见她在群里催供应商的美术设计，和对方的美术一直谈到九点五十七，说明天早上接着谈。
作为单位的临时工，我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有什么说什么。
有一天中午茶水间K歌的主题是“怨妇歌”，我自告奋勇给她们唱了一首《问》，除了扎姐，谁都没听过。扎姐问我：你怎么会唱那么老的歌？
从此，我被一帮奔四的女人盖章敲定：这“九零后”有一颗苍老的灵魂。
其实写到这里的时候，七夕已经过了。但在结束之前我还想讲一件事。
今天回家的时候乘六号线，到大概南锣鼓巷附近，具体哪站我忘了，上来两个年轻男生——一个特别高，一米九几将近两米，人站直头发怕不是能碰上车厢顶部的空调片，另一个不算高，大约一米七几的样子，白色外套下穿着潮牌，戴着口罩。
在那个高个儿男生开口之前我的注意力还都在先前眉来眼去的那对情侣身上，直到高个儿男生颇为厌弃地扭头对矮了他大半个身的男生说：放手！——半个车厢的人都听到了。我这才注意到，那个矮个儿男生手里一直抓着他的包带子。
后来坐在我身边的“男朋友”终于坐到了对面去，于是那个高个儿男生就让矮个儿的男生坐到了我旁边空出来的位置。他身上甜腻的香水味几乎要把我呛得咳嗽。
那一刻我就想对他说：兄弟你凉了。
高个儿男生的腿很长，又长又细，穿着阿迪，他的平角裤给我穿大概能成过膝裙。一路上他都低头看着手机。而坐在我旁边的男生在抬头看了他一会儿以后又低下了头，沉默不语。
后来他抬头说：你要去工体吗？
高个儿男生不知道是因为海拔太高没听见，还是装聋作哑充耳不闻。
矮个儿男生过了一会儿，又说：我想去喝酒。
高个儿男生依旧没有回答他。
后来，又不知道过了几站，那时候我还在群里和朋友们吐槽“香水有毒”，就在那时候，高个儿男生把自己手里小猪佩奇的扇子递给了他。他看起来很惊讶，一时间没接，那高个儿男生又把手晃了晃，把扇子硬塞到他的手里。然后到站了，高个儿的男生身形晃了晃，就下车了。
我在群里和我的朋友们说：凉了呀。
那时候我还在想，萍水相逢要不要不负责任地安慰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兄弟几句。
我抬起头，看见站在我左斜方的一个中年男人也正看着坐在我边上，抬头看着车门的男生，见我看过来，却又把目光转向了别处。然后，坐在我边上的矮个子男生突然站了起来，冲了出去。
车厢里“嘀、嘀、嘀”地响起刺耳提示，我只能看到车门在对面那对抱着玫瑰窃窃私语的情侣身边阖紧。
都说“醉过知酒浓，爱过知情重”。
我坐在自己租的小屋子的书桌前，想着下下个礼拜出差回来，第二天又要马上去上课，一想到我的同学们和朋友圈里那些鲜活而绚丽的自拍与合影，一瞬间感觉自己现在的生活真实得有些不真实。
七夕本来是跟我一个单身狗没什么关系的节日，但我午休完打开Lofter，看见首页上有关注的人在晒自己CP给自己寄的七夕礼物。即使我跟他也不是很熟，他的CP我也不认识，可我还是突然间就难过了起来。
二十几年，我第一次明白了秀恩爱让人难过的并不是“炫耀”的那个层面，而是在“六人定律”的作用下，你渐渐会发现好像你身边的所有人都被谁“爱”着，可你却没有。你不仅没有男朋友女朋友，你甚至不是任何人“最好”的那个朋友。
爱不是喜欢。爱是偏袒，人只有在被偏袒的时候才能感受到纯粹的“爱”，获得近乎坚不可摧的“安全感”。
然后我用写一篇文章的时间想通了：或许这不是我太差劲的错。
真要落到一日三餐，柴米油盐，一套房，两个人，三口之家里——“八零后”以身试法：情重归情重。
现在爱一个人的代价太过高昂，我支付不了，你也承受不起。所以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恨不知所终，一笑而泯。